刘东:最提倡国学的人 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

2014-09-11 09:55:43   来源:共识网   

 

刘东: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

 

刘东

嘉宾简介:刘东,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发表过著译作品十七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近期出版有新著《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思想的浮冰》。

八十年代的“学界太子党”与丛书编委会

沈言: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当时学人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丛书的编撰,您也参与到了其中,能否与我们分享下您当时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刘东:我曾在哈佛做过一次演讲,当时,杜维明、史华兹、柯文等人都在现场听,在演讲过程中,我回顾了这样一件往事: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团体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改革开放之初,老百姓、读书人对于书的渴望,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走向未来”丛书的销量简直跟文革时代卖新版《毛选》似的,读者半夜就开始排队,新华书店一开门,玻璃柜台就被挤烂了,很多书当天就得翻印,我翻译的《马克斯·韦伯》,第一版的印数就过了10万册。

在这种民间热情的推动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编委会文化”,一时间各种编委会满天飞,这显然是中国特殊体制的产物。如果不是横遭外力的阻断,它也许可以作为雏形的制度文化,顺势在民间成长起来,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骨干组织。算起来,在这些编委会中间,最有力量也最成气候的,要数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而我又碰巧同时参与了这两者,所以,从那时起就不得不两相比较,因为虽说两边都是读书人,但文化氛围、操作模式却大为不同。

当然,相对而言,“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书卷气显得更浓,也跟我本人的心向更为投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现在看到的学界的一时之选,很多是在当时被“选”出来的,并从此在学界活跃了几十年。根据甘阳的转述,这群人当时被昵称为学界的“太子党”,因为他们都属于老师宿儒的嫡传,比如甘阳是张世英的弟子,陈嘉映、王炜是熊伟的弟子,陈来是张岱年的弟子,陈平原、钱理群是王瑶的弟子,而我则是李泽厚的弟子,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还是老先生们的“小徒弟”。这些老先生,早年当然是以学问为天职的,建国以后,他们却经历了若干年的思想改造,也只有到了晚年,才总算是熬出了头,摘掉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标签,可以重新回归到学问上。所以,尽管他们以前也不是没带过学生,可是对那些又红又专,甚至只红不专的人,他们既不敢真心地教,教了人家也未必会真心地学,只有到了铁树开花的时节,学术氛围逐渐自由了,教起学生才更加得心应手,也才敢把肚里的真货掏出来。那些老先生跟这些学生,往往差了很大的年纪,有点“隔代遗传”的意思。但这种格局对青年学者而言,反而比现在好,为什么?因为那些只红不专的中年学者,当时可能连副教授都没评上,还没有力量压制年轻人,无形中就放了年轻学者一马。当然,他们还可以慢慢地熬,直到老先生全都谢世了,他们就可以掌控学术资源了,而这正是后来的情况,其效果你们现在都看得见。

另一方面,平心而论,丛书编委会的文化最早还是源于“走向未来”丛书,这算是一种很有想法的制度创新,后来大家也发现,它比较适合国情,所以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我个人也从那个编委会,学到了进行操作的能力,而这对我后来的选择,也都起了很实际的作用。当时,出版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出版部门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它又是企业单位,要走向市场,后者导致它急切地找好书,正好我们这批刚从老先生那学到一点东西的人,个人的名气有限,虽然有些新想法,却没法进入图书市场,编委会就成为我们集结力量、推广自己研究的一种方式。

没有丛书编委会之前,我们想发表文章、出书,都要通过邮寄,好处在于,当时稿件投递不收钱,只要把信封剪一个角就可以寄过去了。出版社经常会退回来,我的一个同学有时候玩得高兴了,每天往外投一次稿件,反正不要钱,稿子被退回来的时候,他就脸一红,把人家的信封反过来使用,再把稿子拿回去接着投,就像变帽子戏法一样。但总的来说,那时候的情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相比起来更不安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转念想到,如果自己结成一个团队,依靠自身掌握的知识优势,就有了跟出版社谈判的筹码,最早是跟四川人民出版社谈,大家组织了一个编委会,成员都是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年轻人,最后协商决定,编委会负责选题,出版社负责出版,这是一个创举。由于这种形式很成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出版社也很高兴。

我的《西方的丑学》刚好赶上“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三批,尽管那个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但当时第一版印数却是4万册,第二版印数有9万册。但第一版的时候我只收到了两千多块钱的稿费,后来第二版加印成9万册,只额外付了我八十块钱。因为出版社稿酬结构是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印数稿酬几乎等于零。最少的时候,我拿过五毛钱的印数稿酬。

现在想想,会觉得历史给我们开了玩笑。那时候的书,制作得很粗糙,结果卖这么多。现在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每本书都花了很多心思做设计,也就几千册的销量。然而在两种情况下,物质性的报酬都相当少。当然反过来说,这种窘境也一直在迫使我们努力,不会像一些“付酬过高”(overpay)的地区,弄得知识分子很早就失去了干劲。

总而言之,出版社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它本身是事业单位,也得印《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除此之外,它们还得尝试迎合市场需求出版一些图书。我们当年这些书既建立了名声,效益也不错,出版社就竞相效仿,年轻人随之开始结成一种非正式的社团。如果不是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这些社团可能变成正规的社会团体。这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故事。

“无期徒刑”:海外汉学研究的引介

沈言:八十年代,您开始陆续参与编辑或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因为怎样的契机,您参与到这些工作当中?

刘东:刚才说过,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有三个山头:“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最后一个我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名义上加入了。1985年,“走向未来”出版了我的《西方的丑学》,刘青峰又给我看了金观涛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必须把我纳入编委会,而我当时还比较特殊,仍然在外地教书,编委的其他成员都在北京,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但我来到北京以后,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却承担了相当多的工作,因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的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机要部门工作了。

几乎就在同时,我又参加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要成员是甘阳、刘小枫、苏国勋、陈嘉映等人,最开始想交给工人出版社出版,后来刚好赶上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领出来一个“三联书店”的副牌子,什么资产都没有,还背了几十万的债,就把这套书的出版计划拿走了。而正是这套书,奠定了三联书店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动议,构思于我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了一个中美文化中心,而南大是我的母校,在那里我读到了不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专著。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百废待兴,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海外有那么多汉学家。同样在北京,还有坐落北海的国家图书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里边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那里也有很多汉学著作,读多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书介绍给国人,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

当时,我和甘阳的共识是,“文化:中国与世界”是大丛书,“海外中国研究”只是我小小的自留地。没想到天翻地覆之后,“海外中国研究”也变成了大丛书,甚至是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在这个过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换了五、六任总编辑,按照常情,新的总编上台之后总想把旧的项目拿掉,这跟政府换届时,新领导人上台会做的事差不多,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现在当然不会这样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水中,扩散到了每个角落,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刚才说过,“海外中国研究”已变成了中国第一大丛书,到底多大规模呢?如果没有同样由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即使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数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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