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案中的李克农之谜
2014-12-30 16:02:58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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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谋颠覆,事出有因
 
  孙立人被囚禁三十多年,人们大都认为一是因为不买蒋经国在军队推行政工制度的账,从而得罪了小蒋;一是因为太受美国器重,甚至传言要用孙立人取代老蒋,从而被老蒋所忌。但有没有别的因素呢?
 
  如果把视野放得开阔些,孙案的起始应该从李鸿等人到台后被拘禁算起。和李鸿一起被抓的有陈鸣人、彭克立和曾长云。这几人一直是孙立人的得力干将,在新三十八师远征印缅时期,都立下了让日寇胆寒的赫赫战功。陈鸣人在加迈之战时,率全团官兵迂回敌后,在西通切断敌人交通,将敌人军需物资全部斩获,便日军第六十五师团陷入绝境,英美盟军称他为“拦路虎”。史迪威将军称赞李鸿“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打下八莫后,盟军缅甸当局把从莫马克到八莫的一段公路命名为“孙立人路”,把八莫市区的中心马路命名为李鸿路。远征军刚入缅作战时,彭克立率营负责保卫腊戍机场,并担任中国参谋团警卫任务。新一军打回国门,在芒友同十一集团军会师时,会师的那片山头场地就是曾长云率营攻占的。就是这么几个人,于1950年三四月间来到台湾后,5月初就被蒋介石抓了起来。原因何在?
 
  缅北战役结束后,新一军奉调回国,准备打通广州湾和琼州海峡,迎接美军在此登陆。部队到达南宁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一军前往广州受降。之后又被调往东北加入国共内战。初时,新一军广受大众尊崇。远征军初入缅甸特别是关于是否翻越野人山撤回国内问题上,孙立人和指挥官杜聿明就战略战术问题就发生了矛盾,孙立人曾讥讽杜只够当一个排长,杜自然容不下他。孙不仅很快被调走,新一军很快也被拆散。以新三十八师为班底成立新七军,李鸿任军长,陈鸣人任新三十八师长,彭克立任副师长,曾长云任一一三团长。从1948年春到10月17日,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包围十个多月,和新七军一起守卫长春的曾泽生的六十军准备起义,不得已,新七军派出彭克立等五位代表和东北野战军和谈。所谈条件中有允许军官回到原籍。这样所有军官先是送到哈尔滨“解放团”学习,接着高级军官又被送到抚顺教育。1949年5月25日,四人被释放。陈回上海,李等三人回到原籍湖南。李鸿在长春时,娶吉林长白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生马真一,由于此时长江以南仍是交战区,路过北平时便将眷属寄住在其亲戚家。
 
  从哈尔滨释放的第一批新七军军官中,有原新一军情报队长、长春警备部参谋科长、长春兼北满战略情报室主任,此时担任新三十八师搜索骑兵营长的潘德辉。在1988年所做的口述史中道出了“和谈”的真相:“近年我返大陆探亲会晤郑洞国将军及当时与共军谈判之代表,始知郑和史(第七军副军长史说)认为只要保住干部则仍可重新组训反攻”。并回忆在哈尔滨受训情况,“当时中共那些统战人员来找我谈话时,仍说不过我的,而被我作了反统战工作。我以中校特务官身份离开东北一事,中共于事后曾对陈鸣人特别提过,他们说:‘你看我们共产党宽大,名副其实的天字第一号特务仍让他走。’”潘德辉于1949年5月上海战役发起时去台,任防卫司令部作战处副组长。此时他自作主张派人接李等四人来台。当他从收音机中得知李鸿等人被中共释放后,“我就想李鸿、陈鸣人等均为缅甸抗日之勇将,绝不能让他们为中共所用”;“那时蒋介石天天在台湾召开反攻检讨会,我以为要反攻就要有官兵,就应该争取这些优秀人才”,于是就派原新三十八师谍报队长葛士珩由基隆上船偷渡到香港再潜回上海,先后劝请李等四人离开大陆来到香港。那时来台湾要有入境证,到了此时,总得要汇报了吧,没想到孙立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也很高兴他们来台。
 
  李鸿带着马真一、岳母和女儿到达基隆时,孙立人派人将他们一家接到屏东住下。4月7日,李鸿给“行政院长”陈诚写了封信,主要就和谈之事和马真一是否为共谍作了说明,“长春危急之顷,适患伤寒,病榻奄奄(职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未能尽到最后之努力”,中共在某处广播,“谓鸿眷系其派来长春工作者”,这是中共“对国军稍有地位与信誉之干部”的离间。信寄出后好几天没消息,孙立人得知后,干脆将此信直接报给了蒋介石,蒋接到信,看李鸿等人已来到台湾,便让孙立人陪同李来见他。蒋介石提出两个职位让李鸿选择,一个是计划要成立的成功军军长,一个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最后还嘱咐李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后要好好干,好好协助孙立人。另三人来到台湾后,通过孙立人的安排,陈鸣人任陆军总部少将营务处长,彭克立任二0六师副师长,曾长云任三四0师团长。而就在他们刚刚安顿好并放下心来之时,5月初“国防部”来人将他们一古脑带走,并无期限地关押起来,一直到1971年7月1日,才以“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为罪名判处四人无期徒刑,蒋介石1975年逝世后,才被特赦,前后共被关押了25年3个月。
 
  草木皆兵,宁错毋漏
 
  何来这个罪名呢?请看“国防部”的起诉书,“李、陈、彭等南下前,并与附‘匪’将领龙逆国钧(新七军参谋长)、张逆炳言(曾任新七军参谋长)秘密约定,必要时互相联络,听‘匪’指挥。迨同年12月中旬,李鸿、彭克立、曾长云决定来台,曾先由湘赴港,李、彭二人则函告龙逆国钧,约在北平相晤。三十九年元月下旬,李、彭二人连袂北上,抵平后,与龙逆及共‘匪’科长邱北池晤面,当由邱‘匪’带同李、彭,晋见‘匪’党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匪’克农,李‘匪’即指定李、彭二人来台任务,为争取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备策应‘匪’军犯台”。“陈鸣人返沪后,于三十八年12月,经龙逆国钧函介,与‘匪’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胡‘匪’瑛洽谈来台为‘匪’工作,三十年元月6日,又通过徐广夫(陈鸣人之友,亦‘匪’党分子)之关系,与‘匪’酋陈毅代表李逆明扬作进一步之商谈,决定陈鸣人来台使命为争取孙立人与‘匪’妥协,联络旧部,尽量掌握兵力,以策应‘匪’军犯台”。
 
  真有此事么?请看李鸿的答辩:1949年“11月间,平汉铁路已经‘匪’修复通车,在押人拟赴平接眷回湘,事为同住长沙之龙逆国钧家属知悉,不意于致龙家书中,将在押人拟赴平接眷之事告之”,龙国钧由此来到北平,“邱‘匪’北池系与龙在沈阳某学校共事,亦由龙处得知在押人将赴平接眷,意欲有所利用,故偕龙同来北平,在押人到平后与张炳言见之,知其来意后,在押人以病体尚未复元,尚需休养,予以拒绝,邱‘匪’亦知难而退。不料翌日,邱‘匪’复来张炳言家,忽强欲在押人同赴李‘匪’克农处,经在押人拒绝无效,即感身陷‘匪’窟,行动已失自由,不得已同赴李‘匪’处,及听其谈话,仍与邱‘匪’口气相同,在此情形下,只好虚与委蛇,此实为当时情势所迫,行不由己,非出本意也”。
 
       不管是不是出其本意,反正是见了李克农,而且在来台后给陈诚信甚至见蒋时都没有交待。何况,此时经孙立人安排都掌握了兵权与兵力,这不是阴谋颠覆的初步实现么?
 
       虽然细节上有出入,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等人都无法解释清楚了。大陆战场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就是因为打入高层中共特工诸如“郭汝瑰”等人的“出卖”,来台人员中大量混入中共情报人员,此时叶翔之又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连“国联部”次长吴石也成了“匪谍”,在得知李受到李克农的召见,被‘匪谍’弄得草木皆兵的国民党当局,能放得过他们么?
 
  谍影无间,疑团重重
 
  一个看似巧合的原因是,孙立人此时刚刚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些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一来就得到他的重用。据说,这些人曾把来意告诉了孙,遭到孙的怒斥,但孙不仅没有将之通报给蒋,而且并没有因此而丝毫轻视他们。是不是孙想利用他们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呢,是不是真有其他“用意”呢?敲山震虎,你孙立人乖点———孙立人的“匪谍”嫌疑也许正在此时埋下。
 
  疑团正在这里:这边李克农会见了李鸿,要争取李鸿,何以台湾当局很快就知晓了呢?既然要争取李鸿等人,那李去台湾,则绝不应透露此消息;是不是觉得李鸿等人不可能接受争取,而使用的反间计呢?既然李“虚与委蛇”,又安知去了台湾不会接受争取呢?难道大名鼎鼎的李克农身边也有对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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